2012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日上午在京举行，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9次空缺。 图为郑哲敏院士（左）与王小谟院士昨日在人民大会堂交谈。 新华社发

　　2009年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是空中梯队中的预警机梯队飞过广场上空。新华社发

　　郑哲敏院士是著名力学家、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获奖后，这位耄耋之年仍思维敏捷、耕耘不辍的科学家觉得“心情很复杂”，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获得这个奖，感到很惶恐，有荣誉就有责任，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为国家尽多少力，总觉得好像欠了什么完不成。”

　　郑哲敏1924年10月出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至195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历任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现任所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哲敏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发展了一门新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

　　在地下核爆炸效应的研究中，郑哲敏与合作者一起提出了流体弹塑性模型，为我国首次地下核爆当量预报作出贡献。他带领团队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为我国相关武器的设计与效应评估提供了坚实的力学基础。他还开辟了爆炸加工、瓦斯突出等关键技术领域。 (新华)

　　记者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见到了郑先生，这是他工作了近60年的地方。先生穿着寻常衣服，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笑容中透着亲切和孩童般的天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是中国力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这是郑哲敏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回国前，导师钱学森对他的叮嘱，也成为他人生的主线。

　　时间回溯到1960年秋天一个下午，力学所操场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硝烟散尽后，一片薄薄的铁板被炸成了一个小碗。

　　这个爆炸成形实验让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将开创这门学科的任务交给了郑哲敏。

　　爆炸力学，当时全世界都还没有这样的称谓。而在1955年回国前，郑哲敏连炸药和雷管都不曾见过。

　　那时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由于加工工艺落后，火箭里面很多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

　　郑哲敏接到任务，用爆炸成形的办法造出火箭的零部件。经过3年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火箭零部件，为火箭上天作出重要贡献。

　　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预研。郑哲敏独立地与国外同行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并应用这个模型对地下核试验当量作出了预报。

　　“他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他的学生白以龙院士说。

　　求学时，郑哲敏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他的大学老师钱伟长和博士生导师钱学森。

　　“钱学森先生曾对我说，你做这个问题要想到后面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说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眼前的‘小’问题上。”这也成为郑哲敏一生治学的信条。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是比别人看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学生兼同事洪友士说。但郑先生谦逊地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为国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学生眼中，老师在有些问题上很“严厉”。学生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郑先生说，“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

　　他语重心长地说，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闲暇时候，他喜欢看一些哲学、科学史的书，听一些“不太热闹”的音乐，最喜欢巴赫和贝多芬。

　　郑哲敏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其父亲是著名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分号遍布全国。当年，郑哲敏就是乘飞机去西南联大报到的。

　　但作为生意人的父亲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经商，觉得经商常被人看不起。崇尚文化的父亲结交的也多是医生教授朋友，还鼓励子女们选择科研，建设国家。所以郑哲敏一度志愿当飞行员打日本人或者当工程师救国。

　　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之中，郑哲敏在内兄妹6个，都读了大学，全部从事医疗或科教工作。郑哲敏的哥哥郑维敏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博士生导师。

　　郑哲敏先生家中兄妹6人，郑哲敏排名第二，郑企克是老六。她说，二哥孝敬父母，关爱弟妹，平易近人。一直是我们弟妹学习的榜样。

　　郑企克：我二哥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追求卓越。生活中孝敬父母，关爱弟妹。平易近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会感受到他的亲切。

　　郑企克： 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和我二哥同住，享受了天伦之乐，是很幸福的。据我所知，当时北京条件不是太好，北京有蚊子，二哥每天晚上都要用扇拍子把房间里的蚊子全部打掉，让我父母安安心心地睡觉。这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要做到是很不平常的。这说明他对父母的贴心。作为他的妹妹们我们是很感激他的。

　　王小谟院士说，“组织一台戏剧，跟我们搞一个工程是一样的。戏剧有乐队、有灯光、有导演、有演员，要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演好一台戏不容易。作为一个总设计师，你要把这个集体、这个几百人的班子往同一个目的去推进，还要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按照你定的这个目标去做，这就是总设计师的责任。”

　　王小谟，男，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金山，党员。196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

　　王小谟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王小谟先后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国内率先力主发展国产预警机装备，提出了我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构建了预警机装备发展体系，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引领实现了国产预警机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使我国国防实现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跃升。

　　王小谟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信息产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是总装备部科技委特邀顾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一等奖2次。 (新华)

　　王小谟院士获得2012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小谟的预警机精神是：“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

　　2009年10月1日，北京，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空警2000，作为领航机型，秒米不差地飞过广场，我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首次亮相便震惊了世界。当时，在城楼上，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流下了眼泪，他就是中国预警机事业的总设计师王小谟。

　　王小谟说，经过以后，我就跟周围的几个人说，那是我们搞的，那是我们搞的！“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这口气就争出来。”

　　上世纪90年初海湾战争爆发，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的装备急需。王小谟再次担任了中方总设计师。

　　王小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时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国际上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变成自己的。“从做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想目的不是这一架，我们希望第二架就是中国人的。”

　　王小谟说，所以，国外合作的时候他们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要进行反设计。之后，当美国迫使外方单方面撕毁合同时，在王小谟具有前瞻性的判断下，我国加速了自主研发，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他去做雷达，敏锐地抓到了三坐标，这代表了世界水平，因为要看到方位、距离、高度，尤其是高度，他这个三坐标就跟许海峰打靶一样，200公里以外枪枪都是十环。”王小谟的弟子、空警2000技术骨干陆军介绍，这个成果可以帮助我军打得“狠”并且打得“准”。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提出要造自己的雷达，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小谟便一头扎进了贵州山沟沟，花了13年造出了三坐标雷达。

　　我国从1954年开始成功研制出了中程警戒雷达，历经数十年的艰辛努力，目前我国雷达研制已经涵盖了低空、超低空、高空、三坐标、预警等种类齐全的雷达系统。而某型雷达获得2005年国家一等奖，则标志着我国地面雷达已经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我国总体水平滞后国际5到10年，部分与国际同步。”王小谟曾寄语青年科研工作者，“希望在座各位把这5到10年的差距缩小，与国际同步。”

　　在获奖之后，有媒体记者问到“国家最高科技奖的500万元人民币奖金怎么花”？王小谟表示，个人奖金部分，一定要与预警机研制团队共享，另外部分他希望中国电科及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两个研究所能提供一些赞助，设立一个专项奖励基金，以激励和延揽雷达技术、预警机事业优秀人才。

　　王小谟说，“我曾经想到了七十就退休，结果没退休成不说，到七十四岁了还得了个大奖！我这退休的计划又后推到八十岁了。”

　　他表示，想趁着这几年把现在的学生带起来，把团队建设好，为下一步的目标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雷达不是一个人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团队去完成的。”

　　游泳、登山、唱京剧、拉胡琴……枯燥严谨的工作之外，王小谟是一个懂得享受生命的人。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常常去体验生活带给他的精彩。

　　王小谟坦言，最喜欢梅兰芳的戏，尤其喜欢《宇宙锋》。大学时，他就是校京剧团团长、也是摩托队成员。多年的沉淀与积累，他把那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胡琴拉得如泣如诉。一曲《苏三起解》《杨门女将》，曲牌正宗、演奏老到，在那时而委婉悠扬、时而快板激昂的演奏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王小谟，似乎坐在面前的是一位艺术家。

　　然而，这样的时刻并不多。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到70岁以后不再参与工作，找一帮喜欢京剧的人一起练练。看来只能80岁以后了！”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王小谟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平时，只要没有外出开会或其他公务，他每天都坚持上班，每周都会到实验室与课题组年轻一起研究讨论技术问题，并检查课题进展。

　　他还在谋划祖国预警机未来发展的蓝图，还在为预警机事业发掘更多的“千里马”。因为他清醒地知道：“预警机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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